中国言“新常态”为时尚早

冯涛 报道

在14日举行的“2014年英国《金融时报》高峰论坛”上，对中国经济是否进入“新常态”，如何解决中国债务危机等问题成为了在场嘉宾对中国这个“新兴市场机遇与挑战”的关注点。

尤其是在谈到“新常态”这个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概念时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教授认为目前谈“新常态”还为时尚早，更应关注的是中国应该如何走向“新常态”。
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副主编、新兴市场编辑金奇，BCG大众化区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魏杰鸿先生，也共同参加了这场有关“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与新兴市场机遇”圆桌讨论。

辩论“新常态”

主持人韩碧如将中国领导人对经济的表述“新常态”作为第一个问题提给了在场的嘉宾。

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何帆认为，现阶段谈论中国经济“新常态”还为时尚早。自金融危机之后，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暴露出诸多问题，现在提出的“新常态”基本上是对原有的传统模式纠错，如过去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，且投资所需资金几乎依靠银行贷款，制造业很发达，但是服务业跟不上，这些都是亟需解决又没有解决的问题。如果是进入真正的“新常态”，那么人们每天醒来看见的天空都是“APEC蓝”；人们看病不用都去协和医院排队，可以去私立医院；地方官员最喜欢干的事情不是晚上和资本家吃饭，招商引资，而是去养老院看望老人……他认为“新常态”应该是中国的一个目标，但关键是中国如何从原有的状态进入到“新常态”，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。

魏杰鸿认为，则关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如何走向“新常态”，并强调简单理解“消费是关键”是错误的。他说，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会低于今年的水平，可能是7%，这也是个不低的水平，通过信贷投放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。关于“新常态”，有些人认为消费是关键，尤其是中国消费占GDP比例过低。这个观点是不对的。在步入“新常态”的过程中，关键在于谁在消费、如何消费。如十年前，月薪5000元人民币的人们消费的都是基础消费品（如日常用品），而这部分人在如今可能月薪达12000元，他们消费基础消费品的同时，也会去海外旅行等。消费形式的变化，将是推动中国未来几年走向“新常态”的一个方式。

金奇则认为，中国是正在进入增长的“新常态”。如果中国想继续保持7.5%的增长，会创造和印度一样的经济体。不过中国犹如一个跑400米的运动员，前半程跑得过快，肌肉缺少乳酸，他必须停下来。这个乳酸就是：中国贷款无论政府贷款还是私人贷款，今年会有1.7万亿美金的利息（占中国今年GDP的17%），这相当于印度一年的经济总量，特别是中国贷款利息增长，比GDP增长快很多，这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，中国政府必须尽快采取措施。

单一政策工具无法解决中国债务问题

对于中国债务占GDP比例快速上升的问题。何帆认为，要解决债务过多的问题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经济学原理——丁伯根原理，即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匹配问题，如果有一个政策目标，就至少要有一个政策工具，如果有两个政策目标，就至少要有两个政策工具……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政策工具——货币政策，要想解决债务过多、融资成本过高、经济增长慢、结构改革等问题，光靠一个政策工具是不可能的。如果现在央行放松银根，货币政策更加宽松，那么房地产公司和地方政府会非常高兴，原因在于他们要用新借来的钱还旧债，这就导致大量的钱流进了错误的地方，而那些急需资金、融资环境恶劣的中小企业则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。

难就难在中国现在不能确诊是得了某一种感冒，而是中医里面讲的气血两亏，反正看着不对劲，但是不知道哪里不对劲。这就需要政策工具箱里有更多的政策工具，哪怕有一些政策工具并不是非常完善、是尝试性的，如税收改革、鼓励新的融资渠道等等，也许这些尝试都是非常小的改变，但是把这些小的工具组合起来，就能解决比较大的问题。

金奇认为，从中国债务结构看，大多数债务集中在房地产公司、地方政府，而中央政府的贷款占比非常小。因此中国政府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，将这些企业、地方政府的贷款纳入到中央政府的贷款中，中央政府需要提供国债、证券的方式，改变当前的债务结构。

魏杰鸿认为，对于中国如何走出债务魔咒，关键要看效率，如人员的效率、资金使用效率等。政府需要考虑，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，所有的政策工具的目标就是帮助企业提高效率和生产力。